严复 转型时代的“天演先生” | 佳作重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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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 转型时代的“天演先生” | 佳作重读 [原文来自:www.777y.com]

严复(1854.1.8—1921.10.27)


1895-1925年,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,学者张灏名之为“转型时代”。在这30年里,报刊杂志、新式学校、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创办,与此同时,出现了现代知识阶层。严复先生既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受新式教育的新知识分子,同时许多他引介的新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源头。当19世纪末的中国人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界时,《天演论》带去了他们所渴求的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。明年是先生诞辰165周年,谨以此文致敬


本文首发于本刊2013年第356期

全文约8453字,细读大约需要21分钟


著述满天下,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


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清楚,严复究竟是何时开始吸食鸦片的。世人也许很难想象,这位翻译大师以典雅的文辞翻译《天演论》,勉励国人自新自强的同时,自己却仍躺在烟榻上吸食鸦片。事实上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“过瘾”之后身心舒缓的状态下完成的。


不过,据族侄严家理回忆,严复吸食鸦片有一点异于常人,“他老人家……吸完鸦片后,从不久卧烟榻,无论读书写字,总要坐得端端正正。在逝世前一段时间,精神稍好,总是要坐起来,在床上横放一张矮几,扶案看书做事。”当时严家理不满10岁,许多年后他仍记得,严复在烟榻之上还教他读了一段《滕王阁序》。


很有可能,严复是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开始吸食鸦片的。据说,上司李鸿章也知道这事,并说,“如此人才,吃烟岂不可惜!以后当仰体吾意,想出法子革去。”严复对此很感念,鸦片还是照吸。这是他一生中很不得志的阶段。用他的话说,“北洋当差,味同嚼蜡”,上司并不重用他,水师学堂还有严重的南北派系之争。


事实上严复的官场经历两个字就可以概括:不遇。


1854年1月8日,严复出生在福建侯官(今属福州),原名宗光,字又陵。身为名医的父亲在他13岁时受病人感染去世,家道从此中落。他不得不放弃科举,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沈葆桢主持的马尾船政学堂。学堂分前、后两堂,前学堂是有法语课的制造学堂;他读的是有英语课的后学堂驾驶学堂,学制5年,毕业之后在军舰实习。


1877-1879年,作为中国海军第一批留学生,严宗光在英国留学两年。归来之后,将名由宗光改为复,将字由又陵改为几道,以示一段新人生的开始。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沈葆桢恰好在这一年去世。严复先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,次年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学堂,将他调去天津,担任洋文正教习。


严复的教学似乎并不成功。后来当过清政府驻美公使的梁诚曾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,据他回忆,“我们的总教习,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,像其他的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”,“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。”


长子严璩在他为父亲撰写的年谱中说,当时官场的习惯是到了道台一级才能担任水师学堂这类机构的长官,严复官阶不够。其实,水师学堂的组织和教学方式,都是他一个人设计的。1891年他升为道员,再过两年,终于当上“总办”(校长)。难以升迁跟不是从“科举正途”出身有关,至少严复是这么看的。1885-1893年,他接连参加4次乡试,均告无功而返。他想过投奔张之洞,后来因为公开批评张的“中体西用”说,这条路也断了。


看上去最有希望的是1898年,严复得到急于改弦更张的光绪皇帝的召见。这次会面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命运,事隔一周,光绪就因戊戌变法被慈禧幽禁。对于这场变法,严复多少有一点置身事外。他觉得康、梁太急进,恐难以成事,所以一直专注于翻译《原富》,但后来还是因为被怀疑为“党人”而受到排挤。


清政府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,严复当过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、宪政编查馆、清理财政处的咨议官。1910年,清政府颁授优异留学生进士、举人出身,入选23人中,名列榜首的是詹天佑,56岁的严复次之,得了一个不伦不类的“文科进士”。闻讯之后,除具帖向考核官致谢外,他只是让夫人“分告各熟友”。


这种远离政治核心的际遇在民国也未改变。同为翻译大家的林纾曾为严复叹惋:“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,此至可哀也。”


严复 转型时代的“天演先生” | 佳作重读

严复祖居所在的阳岐村 图 / 大食



凡可以愈愚者,不问中西新旧


甲午一战,对严复刺激至巨。中日两国同一时期办海军。1870年代他在扬武号军舰实习,曾经游历日本各口岸,到岸时日本万人围观。二十年后,一胜一败,北洋水师竟全军覆没。殉国的邓世昌、林永升、刘步蟾等人,都是马尾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的同学,而他本人又是北洋水师学堂总办。精英尽毁,如何不痛?


1894年初,战争阴霾渐浓时,严复已觉“一时胸中有物,格格欲吐”。一年之后,战争尚未结束,他在天津《直报》上接连发表了《论世变之亟》《原强》《辟韩》《救亡决论》四文呼喊改革。


严复引介了达尔文的生物学,称《物类宗衍》(《物种起源》)中最值得注意的是《争自存》《遗宜种》两篇。“所谓争自存者,谓民物之于世也,樊然并生,同享天地自然之利。……各争有以自存。其始也,种与种争,及其成群成国,则群与群争,国与国争。而弱者当为强肉,愚者当为智役焉。”能自存、遗种的,一定是适应天时地利及一切事势的物种。这个法则既适用于动植物,人类亦然。


在他看来,中国几十年里祸患频仍,抗拒潮流,持贬斥洋务、驱逐西人之论者,可谓“自灭同种”。“夫士生今日,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,无目者也。谓不讲富强,而中国自可以安;谓不用西洋之术,而富强自可致;谓用西洋之术,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,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。”原因只能是出自私心,而结果可能是国家四分五裂,不可收拾。


严复列举了两种可能会提出解决方案的人。


一种人挽起袖子说,“为什么不让我治理?要是让我治理,马上就可以实现富强,而且民风淳厚。中国之所以不振,不是法不好,而是执行不力。祖宗定好的制度都在,更有力地执行就行了。”严复批评说,天下大势像高处的水流往低处,已经浩浩荡荡成为江河,这样的办法等于是要拦住江河,使其回到山上去。


另一种人说,制度就像祭祀用的草狗,只能用一段时间。天下大势已日趋混同,我们想富强,西方富强的制度在那儿,跟着实行就是了。建立民主,开设议院,创办公司,普选,全民练兵,收十分之二的税充实财政。严复批评说,中国就像一个病夫,这是让病夫每天跑马拉松,只不过是让他死得更快罢了。


好制度就像草木,需要有合适的环境。海关总署、船政、招商局、制造局、海军、海军衙门、矿务、学堂、铁道、纺织、电报、出使,中国向西方学的都是“西洋至美之制,以富以强之机”,不料“迁地弗良,若亡若存,辄有淮橘为枳之叹”。原因在于中国的民智、民力、民德跟不上。时人只知损彼利己,“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,然后为大利也”,“而富强之政,亦无以行于其中。强而行之,其究也,必至于自废。”


严复相信,“社会之变相无穷,而一一基于小己之品质。”他把国家的富强和民众的自治联系起来,并认为国家要富强,不外乎实行利民之政,利民之政的基础是民众能自利,能自利的基础是能自由;而能自由的基础是能自治。


他常提到自由这词,甚至说过“自由为体,民主为用”这类话,但有件事颇堪玩味。穆勒原著名为《论自由》,他先是直译,而后改为《群己权界论》。在《法意》按语中他说,“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,而以合力图强,……为自存之至计。”


归根到底,中国的大患是愚、贫、弱,而以愚最为严重。正因为愚,国民才日益陷于贫弱而不自知,所以最重要的是开民智。“凡可以愈愚者,……惟求之能得”,不问中西新旧。“有一道于此,致吾于愚矣,且由愚而得贫弱,虽出于父祖之亲,君师之严,犹将弃之,……有一道于此,足以愈愚矣,且由是而疗贫起弱焉,虽出于夷狄禽兽,犹将师之,……”严复师的道正是“夷狄”的西学。


他绝非“全盘西化论”者,中国传统始终在他心里徘徊。后来他在《与〈外交报〉主人书》中说,“设其去之,则其民之特性亡,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”,所以必须“阔视远想,统新故而视其通,苞中外而计其全,而后得之,其为事之难如此”。


1905年春,严复与孙中山曾在伦敦会面,据闻两人有以下对话。严复说,“中国民品之劣,民智之卑,即有改革,害之除于甲者,将见之于乙,泯于丙者,将发之于丁。为今之计,惟急从教育上着手,庶几逐渐更新乎!”孙中山大不以为然:“俟河之清,人寿几何?君为思想家,鄙人乃实行家也。”


不知当日严复是如何答复的。假如从他文章中找,应该是:“制无美恶,期于适时;变无迟速,要在当可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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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郎官巷严复故居,堂上挂着严复对联:“有王者兴,必来取法;虽圣人起,不易吾言。” 图 / 大食



“天演先生”的“第一急务”


1899年,严复致信张元济(将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,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),认为“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”,“复自客秋以来,仰观天时,俯察人事,但觉一无可为。然终谓民智不开,则守旧、维新,两无一可。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,抑所为皆非,但令在野之人,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,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;即不幸暂被羁縻,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。所以屏弃万缘,惟以译书自课。……以飨一世人。”


严复相当自信,“且彼中尽有数部要书,非仆为之,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;纵令勉强而为,亦未必能得其精义也。”事实上在此之前,他翻译《天演论》已获得超乎想象的成功,后来甚至有了“天演先生”的名号。


胡适在《四十自述》中说:“《天演论》出版之后,不上几年,便风行到全国,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。”鲁迅当时在江南水师学堂,“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,白纸石印的一厚本”,甘冒长辈训斥,“一有闲空,就照例吃侉饼、花生米、辣椒,看《天演论》。”


还在英国时严复就知道达尔文主义,当时他似乎已经获得了一种革命性的认识,即在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富强之道。此后他一直对这类著作保持敏感。他译《天演论》是在1896年,只比原著晚了两三年。尽管自序中说“夏日如年,聊为迻译”,实则他关切的无疑是“自强保种之事”。


赫胥黎原著名为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,1893年初版,次年增补,全书6个部分,严复只译了第一、第二部分,并将书名定为《天演论》,等于原名的一半。他说自己“取便发挥,实非正法”,“词句之间,时有所颠倒附益,不斤斤于字比句次,而意义则不倍本文”。(难怪鲁迅说他“做”过《天演论》。)此外他还加了许多按语,提出自己的见解。正如美国学者史华兹所说,按语与原文同样重要。


赫胥黎原书宗旨是:自然界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”,以致优胜劣败、弱肉强食;而人类社会的伦理与自然法则、生命过程不同。人类社会的进展,意味着对宇宙过程的抑制。人类因为有天良,善于感受同情,足可以超越竞争。所以进化论并不适用于人类社会。


严复却在按语中说,赫胥黎犯了倒果为因的错。事实上人跟禽兽最初没有分别,个人组成社会是为了安全利益,而不是因为有天良、懂同情。进化过程把能够、善于组织社会的群体挑选出来,懂同情的群体,更有机会组织好社会,得以留存(不懂得同情的人类群体,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了)。适者生存的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种族和社会之间。


严复念念不忘的命题是“自强保种”。他翻译《天演论》,用意只在激励国人自立自强,争为天择的“适者”。“必其一群之人,……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”,而后中国才有机会成为“强族大国”,种族和国家都得以保存。多半是因为这种意识,原文不具有的“国族竞争”的意义,《天演论》中却呼之欲出。


《天演论》在当时造成怎样的影响?


胡适是这么说的,“读这书的人,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。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‘优胜劣败’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”,“在中国累次战败之后,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,这个‘优胜劣败,适者生存’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。”《民报》则说,“自严氏之书出,而物竞天择之理,厘然当于人心,中国民气为之一变。”不但为救亡图存凝聚了共识,而且还以基于科学的名义,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宇宙观。


当时许多人以《天演论》中语为自己或子弟取名。曹聚仁《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》中说,“胡适那样皖南山谷中的孩子,他为什么以‘适’为名,即从《天演论》的‘适者生存’而来。孙中山手下大将陈炯明,名‘陈竞存’,即从《天演论》的‘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’一语而来。鲁迅说他的世界观,就是赫胥黎替他开拓出来的。……优胜劣败的自然律太可怕了。”


严复灰心丧气过。1900年,致张元济的另一封信中,他“自叹身游宦海,不能与人竞进热场,乃为冷淡生活;不独为时贤所窃笑、家人所怨咨,而掷笔四顾,亦自觉其无谓”。就在那年,他为避“拳乱”,离开已经生活20年的天津,开始了一段南北奔走、四处谋生的日子。他去上海讲过逻辑学,做过复旦公学的校长;去天津做过开滦煤矿的华人总办;去北京做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,又去安庆做过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。这些职事,他大多只是应付而已,真正念兹在兹、精神所系的是他的翻译事业。他相信那就是他的救国大业。


大约在十年之间,严复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《原富》,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,约翰穆勒的《群己权界论》(《自由论》)和《穆勒名学》(前半部),甄克思的《社会通诠》,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,耶方斯的《名学浅说》。再加上《天演论》,8部译作近两百万字,西方的进化论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、逻辑学,有了相对完整的呈现。


李泽厚认为,与当时的其他思想家相比,严复有突出的语言优势。在他译书之前,中国人读到的“西学”,大体是《汽机问答》《格致汇编》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之类。人们费尽心思也难以从中揣摩出西方何以富强。是严复第一个把西方的经典原著完整带进了中国。故而目空一切如康有为,也不得不承认严复“中国西学第一”。


严复 转型时代的“天演先生” | 佳作重读

严复墓地 图 / 大食



筹安会被发起人,不在位老政论家


“筹安会之起,,杨度强邀,其求达之目的,复所私衷反对者也。然而丈夫行事,既不能当机决绝,登报自明,则今日受责,即亦无以自解。”写给门生熊纯如的信中,严复如此自解。此时是1916年4月4日,十多天前袁世凯下令撤销帝制。


列名于筹安会,常被视为严复一生的污点。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《共和与君主论》后第三天,杨度第一次来拜访,大谈自己几天前一把麻将赢了上万元,运势难挡,严复没听懂他用意何在。次日,杨度又来,问严复有没有看古德诺的文章,时下的政局与清朝比怎么样,共和是否真的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。


严复感叹道,辛亥革命之际,清室曾颁布《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》,当时他主张学习英国实行“虚君共和制”(清帝国国歌《巩金瓯》是他作词)。要是被接受了,国事不致像现在这么糟。杨度马上说,他即将和几位同志组织一个“筹安会”,专门就中国适合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作学术探讨,想请严复当发起人。


严复吃惊地表示,刚才不过聊备一说。国家的改良原本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君主制赖以维系的人君威严已成覆水,贸然改回去只是添乱。“每谓国家革故鼎新,为之太骤;元气之损,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。故世俗所谓革命,无问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,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,皆为仆所不取。”


杨度磨他说,筹安会只不过做研究,搞清楚君主制是否应当恢复,其他的事到时自然会水到渠成。严复就说,他固然认为中国此时仍应行君主制,问题在于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。


没等他说完,杨度就起身告别了。


次日,杨度约严复参加晚宴,请柬上其余筹安会发起人之名赫然在列,严复以病推辞。宴散,杨度三度到访吃了闭门羹,怏怏而去,半夜忽然派人送来一封信,明说发起筹安会是“极峰”的意思。发起启事第二天见报,“已代公署名,不及待复示矣”。


次日,启事发表,严复名列第三。严家门口多了两个荷枪的壮士,说是长官担心匪徒来相扰,派来警卫。严复自此闭门不出。筹安会找他去议事,便托病推辞。


梁启超发表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质疑后,袁世凯派秘书夏寿田带4万元金票去拜见严复,请他写文章驳难。严复既没拿钱也没写文章。期间,他曾收到不下二十封信函,都说非驳梁不可,还有以刺杀相威胁的。严复拿着信去找夏寿田,表示,“吾年逾六十,病患相迫,甘求解脱而不得;果能死我,我且百拜之矣!”


世人所谓的“筹安会六君子”,其余五人都有“劝进文”,唯独严复没有片言只字。当时有位英国人和朋友议论说,假如袁世凯见识过人,像严复这样的饱学之士,最不应该将其牵连进政治漩涡,以免摧毁国家精英。不过袁氏没有因为严复不顺从而杀他,比中国古代的奸雄还是好多了。


有意味的是,袁世凯撤销帝制当回总统后,独立各省坚持要他退位,严复却不赞成,并说这并不是出于私情,而是以国家为重,“项城此时去,则天下必乱。”


严复与袁世凯是旧识。袁氏总督直隶时,屡次请他做幕僚而不得,说过“严某纵圣人复生,吾亦不敢再用”的狠话。后来袁氏被免职,议论蜂起,只有严复为他辩护,称赞他的才干“一时无两”。袁氏不免有所动,成为民国元首之后,聘请严复执掌京师大学堂,担任总统府顾问、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。后来欧战发生,严复曾将外国报刊上的消息社论摘要译成中文,作为袁氏的“参考消息”。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。


严复评价袁世凯褒中带贬,说他固是一时之杰,可惜“无科学知识,无世界眼光,又过欲以人从己,不欲以己从人;一切用人行政,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”。可叹的是,时无英雄,竟没有人比他更胜任总统一职。


严复并不讳言袁世凯当政4年来,“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”,“多行不义,多杀不辜;而于外强内治两言,又复未尝梦到”,军伍不整,财政纷乱,“至其他根本问题,如教育、司法,尤不必论”,简直“毫末无所措注”。不过袁氏尽失民心,一败不可收拾,并不是因为帝制自为,最致命的是财政危机以及暗杀传言。


严复认为袁世凯当然有错,但导致他日趋专政的是不良的民主政治。中国党人,无论帝制派或共和派,大多把国事当儿戏。数年间“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,革命而共和,共和而一人政治,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”。“党人、参众两院之捣乱,靡所不为,致国民寒心,以为宁设强硬中央”,以至于袁世凯误以为天命所归。他已有人君之实,却贪慕人君之名,以致得而复失。


之后袁世凯病逝,黎元洪取而代之。时人称赏他是忠厚长者,足可平乱息争。严复却说黎道德有余强力不足,君子治国未必不会失败。他相信马基雅维利之法,“今日政治惟一要义,其对外能强,其对内能治;所用方法则皆其次。……孟子谓‘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虽得天下不为’。此自极端高论,殆非世界所能有。”


民国刚建立时,严复就认为民众程度不足、共和时机未到,“天下仍需定于专制”。现在他更觉得“今日最难问题”是如何脱离共和。“自吾观之,则今日中国需有秦政、魏武、管仲、商君及类乎此之政治家,庶几有济”。国运飘摇之际最需要的是强人,名义上或许不好听,却能使国家安定,百姓安居乐业。“此语若对众宣扬,必为人人所唾骂。”


不久北京风传将惩办帝制祸首,好友林纾劝严复乘夜逃亡,严复称自己心中无愧,安然处之。据说,他是被家人按在竹椅中抬上火车才去的天津。事后新政府发布通缉令,“六君子”中唯严复、刘师培不在其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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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直系亲属



委心任化,惟适之安


此后,严复再也没有踏入政坛一步。他已年过六十,衰年多病,每到冬天,哮喘便会加剧。欧洲亘古未有的血战令其心境越发暗淡。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赞颂的西方,“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,只做到‘利己杀人,寡廉鲜耻’八字。”万物流变、演进,自由、平等、博爱,就像庄子说的“仁义”,“只可以一宿,而不可以久处”。既然如此,又何必向西方去?孔孟之道不是足够好了吗?


离开阳岐二十多年,严复乡愁无尽。1918年底,借着为三子严琥办婚事的机会,他终于返乡,还亲自去看了儿子结婚用的房子。大媒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汉文老师陈宝琛,对方是台湾板桥的林家。次年元旦严琥娶亲,酒席摆了30桌,虽是雨天,许多亲友还是来了。


不到10天,就是严复的生日。族亲故旧为他祝寿。严复在家门口搭了一台戏,唱了3天,送来太平面的乡亲邻里,都有酒喝。乡亲们都要看一看二十多年没回家乡的他,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向大家表示了谢意。


也许是因为连日操劳,1月21日,严复突然发病。此后,他辗转福州、上海、北京求治,几度病危,浑身肌肉都耗尽了,只能勉强支撑。


1920年10月末回到福州后,严复一度想补译完《穆勒名学》,因病未果。夜里刚刚入睡,喉咙就发痒咳嗽。


次年端午他致信熊纯如:“还乡后,坐卧一小楼舍,看云听雨之外,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。从前所喜哲学、历史诸书,今皆不能看,亦不喜谈时事。槁木死灰,惟不死而已,长此视息人间,亦何用乎!以此却是心志恬然,委心任化……”


端午节后虽一度去山上避暑,严复却自认“老病之夫,固无地可期舒适”。7月,他到阳岐鳌头山去看了将来入葬的墓园。


10月3日,严复自觉病重,亲手写下遗嘱。他感慨自己“天禀至高,徒以中年倏忽,一误再误,致所成就,不过如此”,辜负了天地父母生成之德。“耳顺之后,生老病死,倏然相随而来”。最后,给子女留下6句赠言,第一句是:“须知中国不灭,旧法可损益,必不可叛。”最后一句是:“事遇群己对待之时,须念己轻群重,更切勿造孽。”


一个月后,严复病逝,除了次女严璆,其余子女未在身边。两个月后,他与原配王夫人合葬于鳌头山,青石围幛上是他生前亲题的4个字:


惟适之安。


(参考书目:王栻编《严复集》,严复译《天演论》,罗耀九编《严复年谱新编》,史华兹《寻求富强》,黄克武《惟适之安》,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,李泽厚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,萧功秦《反思的年代》)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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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356期

文 / 本刊记者 施雨华

编辑 / 郑廷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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